一九八六年,『百憂解』(Prozac)上市,捲起精神醫療史上一波高潮。

 那一年的台灣,第一期精神醫療網計畫剛出爐,精神衛生法草案還沒進立法院,為了解決嚴重精神病患者無法接受妥善治療的窘境,避免『螢橋國小潑硫酸事件』之類的悲劇重演,精神醫學與心理衛生學界已殫精竭慮---儘管當年的自殺率仍停在前一波高峰,雖難以數計、但肯定為數更眾的憂鬱症患者,帶著或枯槁或不安的情緒,以及各種身體不適,靜靜地、無助地舔舐自己的傷痛。

 不久,百憂解來到台灣。即使一顆要價七、八十元的藥丸在當時所費不貲,仍形成一股風潮:不僅病患及家屬趨之若鶩,連醫師對憂鬱症的治療也更為積極。

 『神奇百憂解』(Listening to Prozac)中文版在我醫學院畢業那年上市。但我肯定不是因為神往成為『改變性格的好幫手』而選精神科---當年因讀中譯本引起的不安,記憶猶新:『一個人的性格/存在就這麼『輕易』被改變了?』

 這也是過去十一年我在診間常常要回答的問題。提問的多是年輕人,他們在意人的價值與存在,但也正受憂鬱症困擾他們的學習、工作、交友與家庭生活;雖然,他們最後(被我說服)同意,沒有憂鬱日子應該會過得好些,但他們仍質疑(藥物)治療之後,『我再也不是我』。

 或許是為了辯證我(還有病人)對憂鬱症的迷思與不安,我在以治療憂鬱症為主的身心病房工作,一待超過七年。多年前,剛完成半年以住院病人照顧為主的訓練時,我對憂鬱症的治療完全失去信心:病房裡老看到重複住院的『熟客』,他們不是說怕吃藥上癮有副作用所以停藥(奇怪,出院前我可都照著教科書上說的跟他們解釋過),就是抱怨不幸的、倒楣的事一直找上門來…『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!』是我心中阿Q式的註腳---因為我在他們臉上,常同時讀到頑固、不知變通,甚至『自虐』的訊息。

 通過專科醫師考試,我有了更多的門診工作,對憂鬱症的認識成為另番風景。那一陣子,流行一本叫做『憂鬱症一定會好』的書,正好是我當時『信念』寫照---我從許多個案身上,看到書上說的風險因子、不良預後因子紛紛失靈;在這同時,我也從雨後春筍的抗鬱藥研發中,看到神經科學光明的前景….還有躊躇的理由嗎?我不但積極參與許多新抗鬱藥的跨國臨床試驗,更為剛出院的憂鬱症病友組了好幾梯次的團體心理治療,不斷加強他們(還有自己)的信念。

 與其說『憂鬱症一定會好』,不如說『一定要想盡辦法好起來』。近年來,雖然越來越多人知道『憂鬱症是造成人類失能的三大疾病之一』,但憂鬱症與其治療的面貌非但沒變得清晰,甚至加速扭曲。


 第一層扭曲是把豐富的精神(心理)活動化約成機械式的化學變化。醫生和病人的互動變成『給我藥物,其餘免談』,期待血清素(和其他的神經傳導物質)化解所有人間世的無奈與紛擾。

 第二層扭曲是不當醫療化(medicalization)。雖然台灣地區憂鬱症患者就醫率仍低,各科醫師正確診斷、處置憂鬱症的能力亟待提升,衛生、醫療、保險體系對憂鬱症及相關疾病防治尚未有長遠的政策與對策,但不當醫療化的現象已常聽聞---教育體系或是其他公部門的不適任員工,想方設法『弄』張憂鬱症診斷,好保住飯碗或退休金。年輕人在學校、軍隊出狀況,學校老師,部隊長官與家長異口同聲:『一定是憂鬱症發作』!基層行政人員不分痴呆,精神分裂,還是輕度的憂鬱失眠,大力鼓勵精神科就診者去爭取『重大傷病』、『身心障礙』、甚至『殘廢津貼』。快速變遷造成社會安全系統瓦解所產生的種種亂象--失業、卡奴、長期照護人力短缺,統統『以憂鬱之名』,湧進精神科,搶食全民健保百分之三不到的精神醫療費用支出。

 十一年來,站在精神醫療第一線的我,為了消除自己所想、所見的種種不安,除了臨床工作,也企圖運用公、私部門的資源,嘗試推動資源整合計畫,與精神健康促進活動。雖然深知自己『雞婆』的個性,仍不免有時困惑自己『為何而戰』。有幸應『張老師文化』之邀,先睹『神奇百憂解』作者彼得‧克拉瑪(Peter Kramer)醫師的新作『 如果梵谷不憂鬱 』(Against Depression)中譯本,真是一顆來得是時候的『定心丸』。

 克拉瑪從西方文化與藝術的源流中對抑鬱英雄式的推崇娓娓道起,同時對憂鬱、哀傷、孤獨與疏離感等概念進行辯證,重以晚近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研究發現憂鬱症危害腦細胞,破壞身體因應壓力的修復力等證據,奠定全力『對抗憂鬱症』、根除憂鬱症的重要性與正當性。我相信讀者將和我一樣,從閱讀間深刻感受克拉瑪醫師在面對憂鬱症患者時,抱持的是一種充分融合人文關照與科學精神,既審慎、又堅定的樂觀態度。

 這是我們這個世紀對抗憂鬱症應有的態度。

(如果梵谷不憂鬱一書推薦序,張老師文化出版,2006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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